再论孙中山曾向冯如“苦心劝说”——与《再谈孙中山并无向冯如“苦心劝说”》作者商榷

《航空史研究》总第50期的《再谈孙中山并无向冯如“苦心劝说”—与“孙中山曾向冯如‘苦心劝说’作者商榷》(简称《再谈》)一文,对拙作《孙中山曾向冯如“苦心劝说”》(载《航空史研究》总第45期)提出异议,并举出孙中山并无向冯如“苦心劝说”的三点理由.由于这三点理由所据以立论的事实系属凭空想像,故均属错误.为免错误辗转流传,特在此再作讨论.     

从文献出发来存疑“苦心劝说”

读了《航空史研究》(57)的《再论孙中山曾向冯如“苦心劝说”》(以下简称《曾向》)一文,作为《孙中山并无向冯如“苦心劝说”》(以下简称《并无》)的作者的我实在深受鞭策:要认真注意不能“对历史文献疏于查阅”.《曾向》的作者,已在《冯如研究》的《“文献十一”考析》中,对《冯如小传》文献原文“孙中山先生到场参观赞赏不已加以勉励每向演说且冯君苦心于救国为问题”,以“当系排版、植字混乱和有脱、衍文及错字”为由,经加标点符号并“按文意推测”而改为“孙中山先生到场参观,赞赏不已,加以勉励.还以救国为问题,向冯如苦心劝说.”不幸的是,《曾向》的作者把这“推测”改成的文段变成准确无误、不准存疑的文段,并以之为原文献的原文来不厌其烦地告诉读者“两篇原始历史文献均有孙中山向冯如‘苦心劝说’的记载”.     

再谈孙中山并无向冯如“苦心劝说”——与《孙中山曾向冯如“苦心劝说”》作者商榷

为解决孙中山是否向冯如“苦心劝说”的问题,基于孙中山与冯如能够见面的时间有了限制,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巳转到“考定冯如何时着手制造第二架飞机,便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期能越辩越明,还是再说说。 《孙中山曾向冯如“苦心劝说”》作者认定,冯如着手制造第二架飞机“应在1911年1月18日以后的数天之内”。概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冯如……不应、也不会违背……《广东制造机器公司试办飞船招优先股简章》规定(先造飞船二只),……迁延至招集大股之后的1911     

《为“乐士文一号”飞机正史》读后

拙作《空军航空博物馆“乐士文”l号飞机说明辨正》(载《航空史研究》)1995年第4期及1996年第2期,简称《辨正》,下同)从原始历史文献记载,有关人员(包括黄光锐、杨添霭、区润忠等人)的回忆,近人著述中有关宋庆龄乘坐“乐士文” l号飞机试飞的不同说法等方面,论定宋庆龄没有乘坐“乐士文”1号飞机试飞.发表后,韩明阳、盂力发表了《为“乐士文——1号”飞机正史》(见第62期),(简称《正史》),以黄光锐、唐铎、杨添霭、区润忠等当年“亲身实践者”于70年后所作的回忆,否定拙作《辨正》中关于宋庆龄没有乘坐“乐士文” l号飞机试飞的主张,并“不客气地提醒”“想否定‘乐士文'1号飞机若干历史问题的先生们”,必须     

1928年“广州号”飞机全国长途飞行纪念信封和孙中山“航空救国”题字

飞机这种飞行器,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过程中,应用科学技术出现的—种新兴生产力。孙中山先生敏捷的注视到它的特殊作用,并将之纳为他民主革命思想内容之一,而提出“航空救国”的口号。这对当时具有民主改革要求的中国早期知识界和海外华侨,具有吸引力和调动力。所以在接触资本主义意识较早的广东,容易被人接受,这是广州较先开展航空宣传,率先创办中国航空事业的一种基础。     

“三个冯如历史问题”的探讨

《航空史研究》1994年第2期(总第44期),关中人先生的《当年<大公报>关于冯如携机回国的报导》,介绍和全文引录了一篇笔者1991年撰写《冯如研究》时未见的。极富史料价值的冯如历史文献——刊于1911年3月香港《大公报》的《中国飞行家回国近状》,并据以提出“冯如回国时,到底是携回一架还是两架飞机?”等三个问题。本文试对这三个问题作初步的分析和解答: (一)冯如回国时,到底携回一架还是两架飞机?     

在平息“通化暴动”中有关“枪毙航空总队副总队长林保毅的命令”问题——访黄乃一同志

“‘历史就是历史 ,研究历史的人就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这句话说得太对了 ,希望大家都以此为准绳 ,认真检讨一下自己的言行吧 !”(《航空史研究》6 4期 43页 )韩明阳同志的这一段话 ,可以说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也希望他自己研究历史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韩明阳同志在《航空史研究》第 31期 (91 .3)、36期 (92 .6 )、6 0期 (98.3)、6 4期 (99.3)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引用大量“史实”来论证“枪毙林保毅”的事是没有的 ,以后又说是没有下命令。说命令“是伪造的、虚构的、无中生有的、欺骗人的”。并指责写历史回忆录…     

书讯

《香山天将》首由赵荣芳，李文光编著，在广东中山报上进行了连载，现巳结集出版．本刊已收到该书书稿，该书以记实文学的形式，歌颂了孙中山先生的“航空救国”学说，并以     

对《与“初探”商榷之一》的商榷

读到您在《航空史研究》杂志第67期上发表的对《与“初探”商榷之一》后非常高兴,结在我心中多年的疙瘩,有望揭开,也非常感谢您对“两航”问题的关心,但颇能继续深入探讨,得出正确的结论,给后代留下一份真实的史料。     

再谈“第一”

翻开新到的第3期《航空史研究》(94年)看到第56页魏钢同志《蒋哲伦击落B—17的作战经过》一文,阅读时被第一段后面一句话吸引住了。这句话称蒋哲伦59年5月29日的作战行动为“世界航空史上第一例喷气式战斗机依靠雷达瞄准在夜间实战中击落敌机的战例”。     

为什么采用“环槽铆钉”这个名称?

我们在《航空标准化》1974年增刊第1期《飞机标准件图册》中采用了“环槽铆钉”这个名称。这种铆钉,在国内过去有人称“虎克铆钉”、“豪克铆钉”,也有人称“带环槽铆钉”,以称“虎克铆钉”为多。     

关于“象”的词性问题

关于“象”的词性,一般语法论著都把它归为动词,只有《现代汉语八百词》把它归为动词和副词两类。我们认为,“象”的词性决不是如此单纯。语言事实表明,现代汉语中有好几个“象”,它们的用法、意义都不尽相同,因而词性也有别。下面分别加以分析。 1“象_1”例如: ①长安街上的华灯,在小雨中格外象簇簇巨大的兰花。 (《人民文学》1982年第2期50页) ②他象一个看准终点的短跑运动员,兴奋不已。 (同上,1983年第1期20页) “象_1”在句子里做谓语中心词,它后边带着宾语,显然是动词。由动词“象_1”充当谓     

孙中山晚年对帝国主义政治侵略的谴责和批判

孙中山晚年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是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且全方位地谴责和批判了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政治侵略,痛斥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政府的腐朽统治,使中国沦为殖民地甚至“次殖民地”.孙中山的反帝立场是一以贯之的,不同的是,其后期的反帝立场更为坚定.     

谁是美国首位华裔女飞行员

在《航空史研究》6 5期目录中 ,发现有篇于林写的《美国首位华裔女飞行员》,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我怀着几分欢快的心情翻开 6 3页一看 ,心就凉了半截 ,原来如此 !文章开门见山说 :“凯瑟琳·程素芬在 1 932年登上世界飞行的舞台 ,成为第一位领照的亚裔女飞行员。”其实 ,早在 1 986年笔者就在拙作《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新探》(见 1 987年 6月《航空史研究》1 6期 )中指出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 ,是美国一家报纸。那是 1 91 9年 1 1月 7日 ,《三藩市号角邮报》在报道谭根奉中国政府之命 ,赴美检查订购的飞机时说 ,著名飞行家谭根的内妹卢佐…     

我国航空界的一大盛事——对姚峻主编的《中国航空史》的看法

《航空史研究》1999年第 2期 (总第 65期 )《航空杂谈》栏刊登黎民、震阳的文章 ,针对《中国民航史料通讯》1998年第 6期 (总第 175期 )鲍培德在《中国航空史》出版座谈会上讲话中的两句话“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有一部自己的航空史”,“现在《中国航空史》的出版 ,填补了我国航空事业的一个空白”加以曲解 ,进行指责。就此谈谈我们对黎民、震阳所写的《我国航空界中的一大怪事》一文的看法。为了完整了解“两句话”,我们先把鲍培德讲述两句话的全段原文摘引如下 :“我国的航空事业虽然起步并不晚 ,但由于外敌入侵 ,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腐败 ,…     

直升机和“直升飞机”的问题

1982年第五期《航空知识》上刊登了我的一篇《直升机和“直升飞机”》。文章说:直升机和飞机不同,直升机不是一种飞机,把直升机叫“直升飞机”是错误的。文章又说了直升机名词的历史和“直升飞机”这不正确名词的泛滥情况。     

不可把“盛事”与“怪事”混为一谈

“盛事”和“怪事”是两码事 ,不可混为一谈 ;不能以“盛事”来掩盖“怪事”,更不能以“盛事”来代替“怪事”。姚编《中国航空史》,避而不提姜著《中国航空史》,可以说是处心积虑的 ,同《孟力的发言》是一脉相通的 ,因此 ,出现“怪事”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一大盛事》作者责怪《一大怪事》作者事先不向他们通报。可为什么他们刊出鲍培德讲话事先又不向《航空史研究》打招呼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而已。事端是他们挑起来的 ,是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能怪谁 ?《一大盛事》作者 ,气势汹汹 ,贼喊捉贼。明明是他们歪…     

《两孔找正法》与《孔组找正法》的比较

1978年第5期《航空标准化》刊登了余道良同志的文章《按孔组找正与位移度的图解计算》(以下简称“孔组找正法”),对我们在本刊1977年第6期发表的《用坐标法和图解法检定位移度误差》(以下简称“两孔找正法”)一文中用两孔找正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于存在的分歧意见展开讨论,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是有益的。 本文就“两孔找正法”与“孔组找正法”作一比较,供参考。不妥之处请指正。     

中国第一个全国飞行家——张惠长

张惠长,广东中山市张家边区大环村人(1889—1980)。历任航空队队长、航空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西南空军总司令,南京政府航空署中将署长、国民党四届中央委员、驻古巴公使、中山县县长、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职。他反对内战,主张抗日,是一个爱国者。他最突出的一次是为实现孙中山“航空救国”的思想,开展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全国飞行,掀起了全国“航空救国”热。过去尽管有些零星报导,但过于简单,现特作详细撰述,以怀念这位杰出的归国华侨飞行家。     

台湾航空界人物简介

王叔铭,山东诸城人,1904年10月16日出生。毕业于黄浦军校一期。1924年毕业后,正值孙中山先生倡导“航空救国”乃入广东军事航空学校第一期学习飞行。1925年毕业后,以绩优选送苏联深造,先后毕业於第二军事航空学校高级战斗射击轰炸飞行学校及空军将校飞行侦察学校。返国后,又参加杭州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第一期受训。历任该校飞行教官、空军第2队队长、洛阳及柳州航空分校主任、空军官校教育处长、军士学校教育长、空军官校教育处长兼空军第五路司令,并兼美籍志愿大队中国人员管理处主任、空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空军副总司令兼国防部防空司令。1952年3月,特任为空军总司令,同年十月,膺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57年7月,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1959年7月调任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