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制度缺陷及其对策

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使用具有调节宏观经济的财政效应，但目前我国社保基金的制度缺陷使其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受到了很大制约。只有多元化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突破原有投资格局的限制，才能消除社会保障基金的制度缺陷，发挥其财政效应。     

我国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多元Granger因果测试模型和1980～2003年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国债融资实际上并未对宏观经济产生显著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利用国债融资的时间较短，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尚未显现；利用国债融资的多为基础设施项目，周期较长，真正发挥效应尚需一段时间；尤其是国债资金管理不到位，使得国债融资未对实体经济作出积极贡献。因此，政府当务之急是完善国债投资管理和审批体制，增加国债资金运用的透明度，加大对国债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督和检查力度，提高国债项目的投资效益。     

宏观经济政策的论争及其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抗衡的几个思想流派开始或再度出现，紧随而来的是一场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政策应当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政策应当按规则进行还是按相机抉择进行”这两个问题上。在介绍关于这两个问题的不同观点的基础上，阐述这场论争给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带来的变革及其深刻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对不同经济部类的影响研究

首先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不同经济部类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接着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不同经济部类在经济增长贡献以及分配方面的不同影响,并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新的分类.     

转变财政投资观念，促进经济发展

财政投资是政府运用国家财力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就如何重新确定财政投资范围，财政投资方式和财政投资产业的配置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期待中国民航尽快奋起

１９９８年，中国民航出现全行业巨额亏损，打破了连续盈利１９年的历史，犹如一只疾飞的鹰突然折断了翅膀。１９９９年上半年经济状况依然严峻。消息传出，许多人惊愕之后想了解民航亏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同时也期待着中国民航能再次奋起。亏损的浅层原因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抑制经济过快增长，消除泡沫经济影响，由此社会对航空运输的需求增长减缓；同时，我国航空运输在经历广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后．也必然有一个缓冲和调整的过程。在宏观经济环境和航空运输市场发生变化后，民航却提出：中国民航不但要成为民航大国…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2005年欧盟开始实施碳排放交易机制,其施行将会严重制约中国高速发展的航空运输业,通过一系列传导因素深刻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运用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IRF(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分析方法对宏观经济指标进行分离解释,揭示EU ETS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时间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结果显示,EU ETS下可交易碳排放量期货价格的变动将会在一定时期内造成物价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导致货币供应量下降以及带来对外贸易的波动,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     

实施战略转变 推动行业由大变强——访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吴柏林

"十一五"期间,机床工具行业取得了持续高速的发展,数控机床产业初具规模。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机床工具行业经受了宏观经济环境和内部行业形势的考验,其经济运行情况备受关注。宏观经济的减速和     

不信东风唤不回

2001年，世界民航在风风雨雨中度过。 新世纪伊始，世界经济乌云密布，在一片增长放缓的低调中起步。民航业以其对宏观经济惯有的敏感踏上了下滑道。到8月底，国际航空运输亏损30亿美元，民航的各项经济指标全面下降。举世震惊的“9·11”事件更是雪上加霜，使已经不景气的民航     

航空货运运营模式急待革新

1月17日，《中国联合商报》刊文《航权开放“引狼入室”政策频出以应对竞争》指出，2008年，中国航空业依然是利好之年。宏观经济不断增长，国内消费需求不断上涨，是航空业持续盈利的巨大动力。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和奥运等利好因素的存在，促使人们对2008年的中国航空业充满信心。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航权的逐步开放，国内航空公司面对的国际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     

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导向及其市场走势

2006年是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出台最多和调控力度最大的一年，文章就调控后的房地产业的政策环境、市场情况、价格走势和消费心态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我国2007年房地产走势进行了相关分析，认为随着国家对土地资源的严格控制，土地出让制度的逐步规范，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出现两极分化态势；房地产宏观调控也会对自住者、投资者、中介、银行和开发商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房产市场将在调控中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准市场主体: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

目前，我国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体现，企业也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事务中的决策空间却得到拓展，就其掌握的资源和承担的职能而言，实际上已成为具有独立利益和行为目标的“准市场主体”。地方政府的企业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启动和推进市场化改革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地方政府的行为企业化容易导致其过多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这不利于转换政府职能，不利于明晰产权。同时，地方政府的“默许”行为，有时会造成宏观调控不力，不利于经济的有序运行。     

基于华氏宏观经济数学模型的高等职业教育动态投入产出模型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高等职业教育越来越受重视,高职教育的投入产出关系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通过分析高职教育的投入产出关系,应用华氏宏观经济数学模型建立了高等职业教育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它对分析高职教育各项投入的效率具有实际意义。     

民航客运票价影响因素探讨

以宏观经济学供给与需求关系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影响民航客运票价的因素,包括供给、需求、竞争、航线距离、季节性和特殊航线等,建立了基于引力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以运力、客座率和航线距离等为输入的国内拟开航线经济舱票价预测模型,成为类比法的一种补充。并提出通过调整乘数系数的方法,使得模型适用于季节性、特殊航线和长期预测需求。     

我国民用飞机政策分析的CGE模型研究

研究民用飞机政策影响因素是国家制定相关政策的前提,同时也是民用飞机企业有效利用和规避现有政策的依据。针对民用飞机在研发、生产、销售、运营各阶段的相关宏观及产业政策,依据社会核算矩阵的框架,参考政策的作用路径,对已有的社会核算矩阵的部门进行拆分、合并,建立了用于民用飞机政策分析的描述性社会核算矩阵。在该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上,构造了用于民用飞机政策分析的CGE模型,并通过GAMS仿真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模型的建立为今后分析我国政策对大飞机发展及运营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及其调控

2007年12月5日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防止经济转向过热和明显通胀是2008年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2008年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季度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数据,文章以此研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的目标能否实现,在一季度数据背景下,应采取哪些宏观调控政策来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     

Behavioral science: a progress report

A prominent neuroscientist A. Damasio has observed that “More may have been learned about the brain and the mind in the 1990s... than during the entire previous history of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1999). This progress, which should continue at an exponentially increasing pace as we move into the 21^st century, sets the stage for another revolution-in the scientific formulation of intentional behavior. Just as applied sciences such as fluid mechanics and solid-state electronics benefited from breakthroughs in physics, so it may be expected that social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for example, will similarly benefit from our expanding knowledge of psychosomatic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 Economics, however, with its basic concepts dating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ust endure an extensive renewal. Toward this end, a new mathematical theory of behavior was formulated in the early 1990s based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prominent psychologists and economists over the past two centuries. Presentation of the new approach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continued in 2000 with attention moving beyond the fundamentals into macroeconomic concerns including business cycles, productivity, and unemployment